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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阴阳家

发布时间:2019-07-07 20:47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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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阴阳家是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四大流派之一。

  所谓兵阴阳家,《汉书艺文志》中有经典的描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顺时、刑德、斗击、五胜云云,表明兵阴阳家实际上是在阴阳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种术数形式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或延伸; 而“假鬼神以为助”,则意味着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巫法在军事上的应用,也都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兵阴阳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种军事术数,诸如卜筮、占星、占云气、占梦、祭祀、禳祷、诅咒、厌胜和形形色色的杂占、巫术等,又与以往军术不同,兵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术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军事术数史进入了新阶段。

  《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一直作为朝廷兵家的“密笈”不向外传。长期以来,中国兵法在日本被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所笼罩,当时流传的只有中国的

  孙武孙膑张良范增李广利张角诸葛亮李傕司马懿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将军师,都属于兵阴阳家。

  汉代是中国军事著作创作高峰之一,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共得兵书182种,“定著三十五家”;至东汉初,《汉书·艺文志》收录兵书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类。兵阴阳家著作随之大量出现。《汉志》著录兵阴阳家13种,数量似乎不多,但这不仅没有包括东汉时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类著作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发现的多种此类文献并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几次发现为例: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银雀山和安徽阜阳擂鼓墩汉墓出土术数文献都在10余种以上,其中可归入兵阴阳家者有:马王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刑德》(甲乙丙三种)、《辟兵图》、《阴阳五行》(甲乙两种); 银雀山《地典》、《雄牝城》、《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拟题《占书》中的若干种[5]; 擂鼓墩《五星》、《星占》、《刑德》(甲乙两种)。仅这几项,合计已在16种以上。这还未包括汉代源源不断涌现的各种虽非兵阴阳的专门著作,但同样包含有大量兵阴阳内容的术数文献。以堪称汉代星占大全的《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为例,其所述大部属于军占。据统计,《天官书》的星占学内容共有 321款,其分布为:

  引自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 “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 [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

  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17 ]。

  祭禳祝咒。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 “兵主”,立祠长安[19]; 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20]。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1]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22]。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

  厌胜。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术数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同样经常用及。如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

  道教。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时期。道教在民间巫术和方士方术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科仪和符录法术,而这些东西,到东汉就很快被运用或影响到军事中来,如:

  《后汉书》注引《江表传》:干吉在吴会立精舍,烧香传教,“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东将士多拜之。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太平御览》卷337引曹操《掩获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令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虏甚多。

  《后汉书·臧洪传》:黄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将牛辅胆怯恐惧,“常把辟兵符,以斧质致其旁,欲以自强。”

  《资治通鉴》卷210,献帝建安十五年:张津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

  道教是宗教,与兵阴阳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然而道教“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18],运用道术从事战争活动,事实上也颇合《汉志》界定的兵阴阳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视为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发展和表现形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类。《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苌弘》15篇,今佚。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

  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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